張文娟，大理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新聞系主任、碩士生導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博士，云南省“興滇英才支持計劃”青年人才，第七屆中國新聞史學會理事、中國新聞史學會臺灣與海外華文傳媒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新聞史學會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理事、全球修辭學會視聽傳播學會理事、國內多家學術期刊審稿人。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云南省“興滇英才支持計劃”青年人才專項等課題；以獨作或一作身份在《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新聞記者》等期刊上發表論文30余篇；曾獲首屆新聞傳播學研究生“青梅論壇”最佳論文獎、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第三屆中國視聽傳播教學獎“教材建設獎”;多次榮獲云南省高校教師教學比賽一等獎、大理大學教師教學比賽特等獎等。主要研究領域為傳播理論與思想史、媒介與社會、視聽傳播等。

進人21世紀，當媒介技術的發展重構了傳媒生態，引發了新的傳播變革，甚至深刻地影響了人的生存發展，舊有的主流傳播研究傳統對當下新型的智能傳播經驗與現象的闡釋力日漸衰弱，反而日益演化為一種思維桎梏與學科局限。跳出和超越功能主義范式，重構傳播研究的理論和框架已經迫在眉睫，一場“重思傳播”的學術思潮正在蔓延。“物質性轉向”"媒介轉向”“空間轉向”等構成了當前這場“重思傳播”的學術運動，試圖扭轉以往傳播學的研究偏差。而無論是以“物質性”“媒介”抑或是以“空間”等視角來重構傳播，這些路徑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交匯和扭結于“身體”這一重要但卻長期被傳播學遮蔽的面向。可以說，身體的回歸正當其時，并日益成為當前傳播研究的熱點和前沿問題域，甚至被視作一種學科創新。然而這種“回歸”并不是指在既有研究傳統延伸下進行身體研究，即研究對象的簡單翻新，而是試圖跳出笛卡爾二元認識論對傳播學的思維框定，將"觀看”與“提問”方式從離身范式轉變為具身范式的一種庫恩所謂的“格式塔變更”。因此，本書認為傳播學引入具身性預示著舊有離身知識型的解構和新的具身知識型的正在生成，是智媒時代傳播學的一種具有范式轉化意義的學科創新。本書所要著重回應的即具身傳播研究何以能成為一種傳播研究范式以及這種范式是什么,它對傳播學的當下與未來有何重要的學科價值與意義。

據此，本書以知識社會學為方法論進路，采取融合與比較、文本分析等具體的定性研究技術，以“身體”重思傳播為重要的研究起點，進而探究具身傳播研究范式的“何以”與“何謂”問題。首先，本書將“身體”置于中西思想史中進行“歷史—文化”透視，并進一步追問身體的這些觀念史在傳播學術史中是如何顯現的，旨在發現傳播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身體觀念以及其如何被建構起來并構成“暗中支配”主流傳播研究的一種知識型的有機成分，從而呈現和揭示出具身傳播研究得以興起的思想學術語境。筆者由此發現：具身傳播研究是在智能媒介技術的現實追問和傳播學既有知識型發生轉移的雙重語境下，伴隨“重思傳播”尤其是媒介研究的各種思潮而延伸出的一種創新路徑。

隨后，本書對具身性進行思想溯源，發現其有著中西方雙重淵源：一方面，具身性直接來源于西方現象學譜系，并受到具身認知科學的實證擔保；另一方面，具身性思想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體知”觀亦發生諸多共鳴。可以說，具身性是一種中西方思想的視域融合，并呈現“一本四性”的內在統一性特征。而在智媒時代，筆者認為具身傳播研究理應被定位在一種后現象學的開放視野中。與此同時，本書提出了智媒時代的具身傳播研究與大眾傳播時代的離身傳播研究在“元范式”“社會學范式”“構造范式”上的根本性不同，分別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維度對智媒時代具身傳播研究范式的功能和使命展開多層次的厘清與揭示。

通過以上探究得出三點研究結論：第一，傳播學真正缺乏的不是作為研究對象的“身體”,而是作為研究視域的“具身性”;第二，具身傳播研究是智媒時代一種具有范式轉化意義的學科創新，其本身具備了重構傳播學的批判性變革力量；第三，具身傳播研究提供了一種中西理論融合對話，中國本土理論參與解決和闡釋中國本土具身傳播實踐的創新空間和可能。

綜上所述，本書具有三個創新點：第一，將具身傳播研究視作一種傳播學在智媒時代具備范式轉化意義的學科創新并予以系統化揭示，不僅闡述了具身傳播研究范式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探討了它何以成為一種傳播學的新范式而非僅僅是新的理論和方法，這項探索工作在當前傳播學界尚屬認知的模糊地帶；第二，本書并非沿用學界對庫恩“范式”概念的常規理解，而是創新性地以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對庫恩“范式”本質所作的三重闡釋作為主要研究框架，圍繞范式自身在不同層次和維度上的意涵和使命對具身傳播研究的“元問題”進行遞進式探索；第三，本書揭示了具身性視域是中西思想在當代的一種匯集和融通，并指出具身傳播研究有望為中國傳播學本土化創新提供新的空間和可能，而這一點則被傳播學界所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