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一個山丹丹開紅的季節，在楊家嶺下、延水河畔，毛澤東主席針對文藝工作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講話，明確提出“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給作家、藝術家們提四點希望時，將“堅持服務人民”作為第二點希望來強調，緊跟在“文化自信”之后，可見，不僅重要，還很重視。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講話中，86次提到“人民”。79年過去了，毛主席當年指出的一些文藝問題，今天依然存在，他提出的要求，我們至今也還沒有完全做到。當下文壇，盜墓筆記掀波瀾，穿越玄幻競登場，宮廷爭斗受追捧，豪門恩怨夜未央。這些文學作品和影視節目在年輕讀者和觀眾中掀起了不容忽視的熱潮，是現代人追求刺激，消磨時光的一種選擇，但是這些作品全憑虛構妄想，情節荒誕不經，人物和事件失真，這實在是一種萎縮和退步。如今，文學正大規模地遷居到現實以外的邊緣地帶，現實生活正以充滿留戀的身姿淡出我們的文藝作品，文學成為一種純粹的消費品，離社會現實生活和溫暖的人性關懷越來越遠。一方面，很多年輕人在 “無厘頭”的虛幻文字里沉迷，另一方面，社會底層的平民的閱讀需求得不到引導與滿足，且社會底層生活少人言說。這暴露了當下文壇在新的社會發展形勢下，為什么人寫作、寫什么內容、用什么表現形式等問題上的困惑。

首先，文學為什么人創作是一個根本性原則問題。《講話》指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根據與時俱進的精神，現在階級觀念已經淡化，為工農兵服務就是為社會各階層服務。因此，文學創作要多樣化，既要關注青少年的需求，又要關心中年人的壓力和關懷老年人的失落；要為農民、農民工、普通市民、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等不同群體提供多元化文學作品。社會各階層中，基層老百姓占了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因此，真正了解基層老百姓的疾苦，關心他們的生活需求與心靈追求，為他們的文化消費提供條件與空間是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世紀初的中國新詩，正像我們這個轉型中的社會一樣，呈現出一種豐富駁雜、多元共生的態勢，諸如政治視角的回歸，世俗化的審美取向，欲望化寫作，人性的深度開掘……此起彼伏，不一而足。而面向底層則是一個鮮明的特點，這里所說的面向底層，是指當下詩人的一種寫作姿態，也標志著世紀初詩歌的一種引人注目的走向。談及這種面向底層的姿態，如果以德高望重的老詩人為例，恐怕不夠典型，因為許多老詩人是把關注現實、關注底層作為自己終生的藝術追求的。而在某些年輕的詩人身上，我們恰恰可以看到由20世紀80年代為追求審美純潔性而疏離現實，到如今回歸現實、關注底層的轉變。實際上，進入世紀之交，調整創作取向，面向底層進行開拓的，不是一兩個詩人的個別行為，而成了世紀初詩歌創作的一種明顯的趨勢。又比如，當下出現的“打工文學”就以其來自底層生活的泥土氣息與生命力獲得了諸多大眾的喜愛，但是“打工文學”良莠不齊，這需要更多的作家去關注這個寫作領域。人民需要藝術，藝術需要人民，廣大文藝工作者應該走出象牙塔，運用藝術更好地為大眾服務。

其次是寫什么內容。79年前毛主席就明確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熟悉工農兵，轉變立足點。許多作家在《講話》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農兵人物形象和反映解放區革命斗爭，描寫新生活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出現了趙樹理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賀敬之、丁毅的民族新歌劇《白毛女》、阮章競的敘事長詩《漳河水》、孫犁的詩化小說《荷花淀》、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李季的敘事長詩《王貴與李香香》等作品。這些作品，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文學表現形式的多樣化、民族化方面都達到了新的水平。全球化時代的今天，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每一天都涌現出無數新現象新問題。這些新形勢中既有欣欣向榮的一面，也包涵了不如人意的弊端，既有建設大眾文化的需求，也有消費主義時代的利潤追求。那么，我們的文學作品如何表現這些新東西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有些作家故意扭曲社會陰暗面，夸張個人隱私，甚至書寫暴力與色情文學來吸引眼球引起轟動。這樣的作品只能引起讀者的感官刺激，誤導群眾的價值觀念，這樣的文學不僅是垃圾，而且還是毒素?！吨v話》和習近平總書記都要求作家要扎根人民，要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強調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到廣大工農兵群眾中去，并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時要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社會，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面貌和心理，這樣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作家趙樹理就常常深入農民生活，發現問題，并用文學的方式表現出來，真實記錄了中國社會前進的腳步聲響。今天我們重讀《講話》和學習總書記的講話，就是要讓文學回歸現實，踐行真正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學事業。把關注現實、關注底層作為自己終生的藝術追求。關心小人物的命運，關懷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他們是大多數，他們將最終代表這個國家的物質文化水平。在這方面，詩人的反應比小說家更快捷，詩人盧衛平在其《向下的詩歌》中明確表示：“我的詩歌是向下的。這里的下，是鄉下的下，是身份卑下的下，是高樓底下的下，是下里巴人的下……在這些下里，有我泥土一樣質樸的父老鄉親。有老鼠一樣在城里東躲西藏的民工。有在深夜大街上修自己鞋的修鞋匠。有分不清鼻子眼睛的拾荒者。有缺胳膊少腿的乞丐。有蓋著樹葉露宿街頭的老漢。有在另一個世界日夜牽掛我的母親。這些下，讓我的詩歌充滿憐憫情懷。讓我始終是一個謙卑的寫作者。讓我時刻牢記一個詩人的良知。”這里的“向下”，不僅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創作觀念，更是一種價值取向。作為一個地處云南邊疆的少數民族作家，我主張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民族中去，做一個小學生，重新認識自己的民族，對民族文化重新加以辨識，將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價值的優秀成分提煉出來，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生動形式表現出來，在雄渾卻貧困的高天厚土中，開掘生命的本真，抒發內心的隱痛，寫出本民族深層的文化積淀與時代風韻。

其三是普及與提高的問題。當下的文學創作受到消費主義的影響，作者的收益與讀者的閱讀量掛鉤，這種功利化的追求導致了文學的低俗化，很多作品失去文學審美應有的格調品味，靠爆粗口、性描寫來嘩眾取寵，并美其名曰“通俗文學”。通俗不是低俗，形式的大眾不等于藝術素質的低下。《講話》和習總書記都先后指出要用喜聞樂見的形式使得藝術能夠走向工農大眾。這個要求與背景密不可分，當時的文學面臨著救亡圖存與人民群眾文化水準較為低下的問題，所以毛澤東認為文學的普及工作很迫切。同時，毛澤東也指出了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在文化背景已經發生日新月異變化的今天，喜聞樂見的形式不僅僅局限于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民間化、通俗化文學樣式，還要充分利用其他形式，把通俗文化與高雅文化相結合，創作出耐人尋味、雅俗共賞的好作品。今天，重新學習《講話》和習總書記的文藝思想，就是要提醒我們，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有自覺的責任意識，像趙樹理那樣深入到社會生活中去關注底層百姓，體驗人性的溫度和生活的厚度，從真善美的立足點出發，書寫永恒的美好的人性，為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道德文本，建構和諧社會的生態哲學，引導和塑造大眾的審美情趣，雅俗共賞地服務于當代文化建設，為人民群眾提供高質量高品位的精神食糧。

其四，文字要有溫度。當下的一些作家宣稱自己的作品旨在表現出生活的“純態事實”， 取消了作家的情感介入，以一種“零度感情”來反映現實，表現的是純粹的生活之流，沒有現實的“熱點”， 也難以找到敘事的內在性，個人化的敘事置身于沒有文化目標的漂移狀態，真正以隨波逐流的方式與當代生活同流合污，對那些欲望化的觀賞場景進行津津樂道的細致描繪，強化了粗鄙生活的本色形狀。沒有是非判斷，沒有美丑標準，作家成了社會生活冷漠的旁觀者。那些置身事外的作家，不在生活的現場，他們已經變質變味，并被徹底異化。他們寫愛不會寫，寫恨一個個咬牙切齒、恨之入骨；寫美不懂得如何下筆，寫丑卻奇丑無比、入木三分；寫溫暖不會寫，寫冷漠一個個心如鐵石、冷酷無比。一個忘記了愛，不會寫美，態度冷漠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沒有生命力的。有的作家甚至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以丑為美，淆亂乾坤，對封建帝王形象人為拔高、美化無度，掩蓋資本家發家的血腥味，津津樂道于豪門恩怨、官場斗術的細膩表現。其實，縱觀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每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有作家高尚的靈魂在光照作品，照亮讀者。所以，還是要重提作家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引領先進文化的使命感。我們下筆之前，不僅要眼中有人民，還要心中充滿愛，用我們文字的溫度來溫暖讀者冰冷的心，給讀者以希望，給社會以積極向上的力量。這是作家的文化良心，任何時候都不能缺席，更不能丟失。

總而言之，回歸初心，不僅要領會，關鍵要踐行，要真正為人民創作。就是要將“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學創作理念化為每個作家的自覺行動，將文學為人民服務真正落到實處，寫出眼光向下，關注底層，內容豐富生動，形式多姿多彩，文字溫暖人心，思想積極向上，充滿精氣神的文學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