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符號是該民族歷史文化過程中傳承下來的、別的民族沒有的獨特的文化活動，包括藝術、體育、語言文學和生活習俗。民族符號與宗教和人種特征不同，宗教信仰存在廣泛的跨民族性，人種特征也不是民族差別的準確衡量標準。當民族符號與國家象征接近一致時，民族符號得以強化，當民族符號與國家象征不能達成一致時，問題出現復雜性。本文試圖探析民族符號與國家象征的關系，并以哈薩克斯坦重塑民族符號的努力為例，加深對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重視。
關鍵詞：民族符號；國家象征；關系
一、民族符號的形成與作用
特征是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本質屬性。有人認為除去一個事物的特征這個事物還能存在，這純粹是誤解。特征是事物本質屬性的表現，即決定內容的特質，事物存在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在每一樣存在的形式中都可以找到這一事物的特質。因此，特征就像符號一樣標明此事物的存在，人的存在即是如此。
基于一般意義上的人的特征是生物學研究的領域，離開生物學，人的特征就隨時顯現出來，即此人與彼人的差別，首先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種族差別，這是人們都盡量回避的話題。其次是民族學領域的研究范疇，細致地研究不同人的特征。再次是政治學的角度，把人歸納為各種政治制度下的人群。無論如何，純粹意義上的獨立存在的人幾乎沒有，人從一出生開始直到死亡，他身上賦予的所有特征都證明“他就是這個人”。
任何一個人必然歸屬于一個民族或國家，才能確證“他是誰”。當然，在民族和國家產生前，這一群人區別于那一群人的特征還不是民族和國家，而是血緣和種族特征，再后來就是氏族和部落。這兩種東西至今還是鑒別一些人身份的必要特征。比如，南斯拉夫解體時，克羅地亞人得到德國人的全力支持，因為他們是屬于一個種族；再比如非洲尼日利亞也搞西方式的總統選舉時，決定人們投誰的票的原因是你屬于哪個部落；同樣，在哈薩克斯坦你屬于哪個部落，是一個必須搞清楚并且對你人生前途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比斯特認為“種族意識是西方的核心意識”，其實，在非洲，黑人的種族意識也很強烈，也就是說，那些種族特征非常明顯的人，他們必然的被自然地打上種族的符號。承認不承認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沒看見、想沒去想。種族的融合改變了一些人的觀念，但人們期待的融合方向是趨于比自己高的種族，無疑，這進一步證明種族特征近乎永恒的影響。
除此以外，早熟的民族把那些屬于本民族的特征泛化出去，逐漸形成民族特征的“標準版本”，到這個民族建立自己的國家時，這個民族所擁有的特征就成為“民族符號”，比如歷史傳說和圖騰崇拜就會在國旗、國徽、國歌中表現出來，成為國家象征；比如神話史詩會成為人們選擇顏色、形狀、紀念方式的緣由，而那些民族英雄和傳奇人物就會成為激勵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的典型，是民族藝術和文化的永恒主題。
概括起來，屬于歷史的民族符號主要是種族、部落和歷史記載，屬于文化的民族符號主要是神話史詩、圖騰傳說、民族藝術和體育，屬于生活的民族符號主要是日常習俗、節日慶典和衣食特征。上述民族符號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體現，代表了這些民族符號在政治和經濟活動中被利用。因為民族符號是相對穩定的存在，而政治和經濟活動的不斷變動證明他們不具備民族符號的依附性特點，民族符號只是被利用。
二、民族符號的變化與排異
民族符號雖然具有相對穩定性，但存在過程始終處在完善和充實之中，只要民族本身沒有消亡，民族符號就會不斷延續下去。這種延續是以符號的原型為基準的，讓人們一看就知道符號的含義。比如成吉思汗的“纛”（讀Dao），蒙古語叫“蘇力特”，一個成吉思汗號令千軍萬馬的旗幟，由巨大的木桿上矗立巨大的“山”形兵刃，四周裝飾著白色的狼尾。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成吉思汗陵和蒙古國外交部展覽大廳，都把這個“纛”作為成吉思汗的象征供奉著，它也成為號稱是成吉思汗子孫的標志物。在隨后的延續過程中，“纛”的形象變化成各種民族符號出現在紀念品和國家象征的圖冊上。
民族符號出現后，隨著本民族的興衰而變化，那些較早成型并影響廣泛的民族符號可能不僅僅被本民族利用，一些后來居上的民族也會直接繼承這些符號標志。所以古代民族的民族起源和后來的民族構成或許并不完全一致；相反那些容易被接受并開放的民族，他們的民族符號逐漸成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標識。完全從圖騰傳說和史詩神話當中推斷古代民族的組成有時可能并不準確，因為一種民族符號下的各民族處在彼消此長的過程中。
但是，民族符號變化有自身的限定因素：一是與文字記載的歷史直接相關。如果民族的起源和歷史過程被本民族的文字記載下來并得以流傳，那么這個民族的符號系統會相對穩定，沒有文字只有語言的民族的符號系統單一并且容易斷裂；二是與民族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關。擁有較多人口和商品生產能力的民族，同時也會把本民族的符號系統傳播出去，形成共識，但這是一個彼消此長的歷史過程，因此被繼承下來的民族符號未必就是當初創立符號的那個民族；三是與自然環境有關。北方游牧民族的符號系統相對穩定，是因為游牧生產方式不容易改變，生存方式艱難而且周期性長，游牧民族認識的自然變化是相對穩定的有規律性的，因而他們認可的民族符號也具有相對穩定性。南方民族的自然環境四季適宜，容易遷徙和雜居共處，他們認識的自然變化規律較為靈活。
民族符號在變化中會對異己的民族符號進行排斥，除非被接受或者融入到共同的符號系統中，否則民族符號的排斥就可能是一場爭奪戰。一些民族符號的相互排斥，實質反映了各民族在早期形成階段的矛盾斗爭，而這個矛盾斗爭的過程恰恰是民族走向成熟和強大的必然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各種民族的“雛形”都在競爭中不斷融合，因此不能說那些民族符號就是那個民族的。而排斥發生在民族符號已經形成和穩固階段，民族符號的影響力已經對其他民族產生作用，這種作用有時是排斥的，有時是戰勝的，大多暗示本民族的強大和永恒，民族符號成為強化民族意識的特定標識物。
哈薩克人有一個關于鳳凰的傳說，通過這個傳說來證明哈薩克民族的天佑吉祥：一天，一個哈薩克獵人來到一片高聳的白樺林，看到一棵白樺樹冠上有一個鳳凰巢，巢里有一枚巨大的鳳凰蛋。正在此時，一條惡龍正從樹下爬上樹冠，準備奪取這枚蛋。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獵人拉弓放箭，射死了惡龍，這個情景正好被飛回來的鳳凰看見，從此以后哈薩克人就始終處在上天的護佑之中。
龍鳳呈祥，漢族傳統符號中龍、鳳是多么和諧的一對，但在哈薩克人這個動人的故事中，龍、鳳成了冤家對頭。在很多近代西方編造的傳說中，龍總是扮演壞的角色，而在西方的古代史詩和神話傳說中，沒有發現對龍的惡意描述，可以肯定，近代西方人試圖通過貶低“龍”這個民族符號來貶低當時被他們欺凌的中國人。在一檔西方人拍攝的動物世界里，當蜥蜴出現時，畫外音樂是二胡。而在這個哈薩克人的故事中，“鳳凰”的翻譯恐怕也是后來人的附會，因為這里的“鳳凰”準確地說是一種巨大的玄鳥或神鳥，未必就是鳳凰。但懂漢語的人知道玄鳥或神鳥一般就是指鳳凰了，于是這個民族符號就與中國人的美好吉祥符號發生排斥。
三、近代民族國家的產生與民族符號的強化
事實上，民族符號在近代民族國家產生后，其作用才真正被自覺地利用，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民族利用強大的國家力量，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使者”、“自由女神”、“美麗的天鵝”、“法蘭西雄獅”等符號來拓展殖民地。
西方國家在近代進入“民族—民主”國家之前，首先從種族上已經確證了自己的符號特征，他們深信白種人的優越并充滿自信。其次從文化上他們已經擁有完善的語言和文字體系，民族歷史的特征和傳說習俗也已經固定下來，他們需要的是“傳播他們的高等文明，救贖那些愚昧的族群”。再次從生產力水平上他們已經走出舊時代，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展示出無窮魅力。
所以，近代西方早期工業化國家對其他民族國家和地區展開的殖民侵略戰爭，對尚未完成上述三項任務的民族來說，就是消滅自己的民族進程，如何保衛自己民族的符號就成為一場保衛民族本身的戰爭。這種情景有一種古典的悲劇色彩，類似猶太人遠走他鄉，有點匈奴西遁的味道。我們經常讀到手持冷兵器的騎兵如何沖向機關槍和山炮構成的敵陣，其實這種情景幾乎發生在所有保衛擁有強大民族符號卻不擁有機器工業的民族戰爭中，因此印地安人的失敗和終于失去引以為榮的民族符號是必然的，現在他們美麗的民族符號只是紀念品。
那些終于走出近代民族征服的不公平泥潭、建立起自己民族國家的發展中國家，把原有的民族符號強化為國家象征，把民族凝聚力和愛國主義統一起來，把民族符號上升為一種團結的力量和政治旗幟。不能不說這是對殖民侵略和經濟壓迫的一種反作用力，甚至宗教也成為國家凝聚力的最有效符號，某一特定宗教或者教派就在民族自救當中升華為民族符號，成為至今抵抗西方的重要思潮和力量。
如果在類似的捍衛民族事業中民族符號產生了巨大影響，那么這類民族符號就與國家象征緊密聯系起來，成為主體民族在國家地位的確證和象征。一些原來并非獨立或者處在王朝時代的民族，通過民族解放戰爭獲得獨立并建立現代國家，這個民族的歷史傳說和原來受到壓抑的民族特征，以民族符號的形式與國家象征聯系起來，而領導民族解放和獨立事業的人物也最終成為國家的標識。如非洲的尼日利亞、肯尼亞、贊比亞等一批國家就是如此，拉丁美洲的獨立象征玻利瓦爾、自由戰士格瓦拉，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羅也是如此，甚至類似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甘地也屬于這類國家象征。
而一些原來就是獨立的或者早已經就是統一的民族國家，在反抗民族侵略和保衛國家生存中取得勝利，主體民族也會把戰爭過程中引導整個民族同仇敵愾的民族符號與國家象征統一起來，借此喚起人民永恒的記憶，激勵后代牢記歷史。如法國的“圣女貞德”和《馬賽曲》，中國的毛澤東和《義勇軍進行曲》，俄羅斯的庫圖佐夫和《蘇聯國歌》等。如此看來，美國的華盛頓也應該列入國家象征行列，幾乎每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存在這樣的情況。
那么，類似中亞五國這樣新獨立的國家，他們必須尋找自己民族早已經擁有的民族符號，以便證明自己早已經是偉大成熟的民族并建立過強大的國家，現在只不過是恢復往昔的輝煌而已。因此，他們的民族符號建設就成為國家獨立統一的象征，是我們研究當代民族符號和國家象征的典型范例。
四、當代新生國家的“民族符號”現象
蘇聯解體以后，世界上又多了十幾個國家。像原來的波羅的海三國和格魯吉亞都擁有古老的輝煌的民族國家歷史，他們只需要重新恢復過來就可以了。前南斯拉夫分裂出的幾個國家除波黑情況特殊外，其他也都有悠久的歷史和民族文化，但類似中亞五國的主體民族，雖然擁有古老的歷史和民族文化，但從蒙古帝國時代以來，始終處在不同汗國和國家統治下，在沙皇俄國殖民統治下，中亞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受到阻滯。到了蘇聯時期，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的現代化過程完全處在俄羅斯文化的制約下，一方面他們的確獲得了巨大的支持，迅速步入了現代工業化時代，另一方面本民族文化受到壓抑，民族特征陷于逐漸淡化的階段。突然來臨的民族獨立與國家誕生，讓中亞五國的主體民族面臨如何迅速恢復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重大課題。正如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1998年3月17日與文學藝術界和科學界知名人士座談會上說道：“讓世界真正承認你的最好的東西就是你的歷史。”重新構建民族的歷史，實質就是重新落實民族符號，把人們已經淡忘的、形象模糊的民族文化特征重新描繪和突出出來，是這些新獨立國家的緊迫任務。
首先，重新解讀歷史。中亞國家各主體民族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漫長的游牧帝國時代都建立過輝煌的獨立的汗國，不論時間長短，這個時期必然是民族振興的源頭。除塔吉克人屬于波斯人種外，其他四個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彼此有聯系，如何證明自己是最優秀的中亞民族，是古代游牧帝國的真正繼承者，就成為中亞各國重建國家的歷史命題。
哈薩克人無疑具有優勢，他們與早期塞種人的關系、斯基泰人的文化影響、直到突厥人的考古遺存都把哈薩克人的歷史推演到中亞草原上游牧人的祖先那里。但是其他中亞游牧民族，特別是蒙古人也分享了早期草原歷史的輝煌，因此能否從古代草原上馳騁的各部落民族中找出哪一個就是本民族的起源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古代的歷史記錄并沒有被完全發掘，近代的歷史卻陷入被殖民統治的悲慘境地，而在蘇聯時期，回避這些中亞民族曾經輝煌歷史的研究是國家需要。所以，重新解讀歷史，建構新國家的歷史基礎，就是重塑民族獨立的歷史必然性，就是對今天主體民族的歷史使命和國家命運的肯定和統一。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他寫的《在歷史的長河中》一書中說：“民族思想的形成只有建立在重新閱讀我們自己歷史的基礎上”，“因此，在21世紀坐標下思考民族的歷史是表達民族思想的第一步，而無論如何不是相反。”可以肯定，這股重新解讀歷史的思潮，在未來還會繼續深入下去。
其次，重新喚起民族記憶。中亞國家近現代歷史過程是一個使他們逐漸遠離歷史舞臺中心的時期，很多民族符號已經被本民族人民所淡忘，或者不被看重，這當然是被動的，甚至痛苦的。今天重新喚起民族記憶，就是重新把以往民族的特征強化到符號的高度，讓人們知道這就是“你的”。哈薩克斯坦把“叼羊”游戲提高并發展成為一種世界級的運動就是一個典型。其實，這個運動項目在蒙古人和其他中亞游牧民族中都有，但哈薩克人把它發展成一項世界級運動，還舉辦了國際錦標賽。如果你看了哈薩克組織的“叨羊”，就會發現這的確不是一種表演或者游戲，需要嫻熟的馬術和更加兇猛的沖擊，還要有絕對默契的集體配合。
2013年12月30日，由哈薩克斯坦體育部和光明祖國黨組織的表彰大會，專門表彰在哈薩克民族傳統體育和文化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人物，主要是“叨羊”、“追姑娘”、馬術競技、古典式摔跤、拳擊中獲獎的優秀運動員，還有在傳統詩歌、歌曲、曲藝、文學創作和報道文章中有突出成績的人物。整個表彰過程就是目睹哈薩克民族符號的再現，整場觀眾的熱烈和激動就是哈薩克民族對自己民族符號得以恢復的肯定。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哈薩克政府和光明祖國黨在重新喚起民族記憶，從而重建民族符號方面狠狠地下功夫。
事實上，在電視、報紙、出版、影視宣傳和公開場合，哈薩克政府已經想盡一切辦法把哈薩克民族的所有可能成為民族符號的東西都隆重推出，即使是第一部哈薩克自己拍攝的電影、第一場國際性“叨羊”比賽、第一部電視劇、第一個冠軍、第一個“追姑娘”運動的踦手，包括最優秀的馴馬師、養馬師、挑馬師都可以登上前臺，成為國家表彰的英雄。這就是民族符號成為國家象征的典型。
其三，重新確立主體民族的感情。“重建、重塑、重解”的基礎是民族感情，深厚的民族感情來自本民族對其歷史和文化的認同，而認同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又與這個歷史和文化是偉大的、英雄的并且福運當頭有關。歷史上有“霉運當頭”卻初衷不改的例子，如猶太人，但在今天交通便捷、語言通用、遷徙容易的時代，恐怕再難出其右。20世紀90年代獨立的中亞各國主體民族，他們需要的是把人們離散的趨勢停止下來，把淡化的民族特性重新找回來，以此區別任何別的與我類似的民族，最終喚起民族情感并把這種情感導向愛國主義。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深刻地明白這個道理，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深刻理解這樣一個政治存在——哈薩克斯坦；深刻理解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都與她息息相關，那么，我們民族間的和睦將更加鞏固。”這是喚起一種理性的感情，不只是要求哈薩克民族對哈薩克斯坦充滿感情，而且要求所有民族對這個政治存在充滿感情，因為，所有居住在哈薩克斯坦的人都與這個國家息息相關。
那么，重新確立主體民族的感情，當然是因為哈薩克民族就是賦予這個國家名稱的民族，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須讓每一位哈薩克斯坦公民知道能夠獲得今天的獨立和發展是其歷史的必然，因而必須對其歷史和文化充滿感情。這就需要把哈薩克的民族符號“外溢”到所有公民，這是重構歷史的主觀條件，如果人們不了解或者懷疑這個族裔的歷史和文化，那么以這個民族為主體的國家就是值得懷疑的。這就是民族符號向國家象征過渡的感情需要。
事實上，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當民族符號已經進化到國家象征的階段，公民就沒有必要培植傾向于主體民族的感情，每一位主體民族也沒有必要把自己烘托成為民族主義者。在民族符號仍然處于鞏固國家象征的階段，培植和塑造民族符號的獨特意義就依然有強烈的必要性，特別是中亞國家在經歷了長期的主體的政治壓抑和文化淡化后，突然面臨重建民族符號和重構民族歷史的任務，就把民族符號和國家象征的關系突出出來，成為典型。這是歷史的偶然，但正由于是歷史的偶然，展示出了歷史發展的軌跡讓多少統治者的預言家們成為歷史嘲弄的對象，那些以為這些即將消失了的民族的歷史從此終結，那些以為有些正在輝煌的民族從此永世輝煌，然而一切都“換了人間”，留下來的只是需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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